Thursday, November 10, 2011

转载:滄桑的口音



游漢維 《沧桑的口音》

世界新闻网
November 09, 2011 06:00 AM | 1225 次 | 0 0 評論 | 22 22 推薦 | 電郵給朋友 | 打印

不久前發現了一個令自己非常沮喪的事實:我雖然可以掌握好幾種語言,然而不管我說的是哪一國的話,講的是哪一鄉的方言,我總是一個帶口音的外鄉客。
多年前代表新加坡的建設公司在中國北方的秦皇島辦事,到市政府商借麵包車,才一開口,那位把關的同志就說:「你是南方來的吧,得先看看旅行證。」肯定是我的南方口音讓他那麼篤定。

其實我的南方比他想像中的南方更南方。我出生在南洋的馬來半島,家裡講廣東話,在村裡和小朋友們說客家話,在鄉間民辦的華文小學學普通話,三年級開始學英語,五年級開始學馬來語 (與印尼語相同),中學是福建會館所辦,教學用普通話,同學間偶爾也說閩南永春話。後來在泰國待了兩年,也能說些簡單的泰語。在新加坡和日本公司打交道的數年裡,惡補了些日語。大半個東亞的語言都沾了邊,卻全是帶口音的半調子。
作家余秋雨對口音有很獨特的觀察,他羡慕那些鄉音不改的人,他們活生生地把一個故鄉掛在嘴邊,一張口就告示了自己生命的定位。

廣東話是我的母語鄉音,其實更準確地說應該是廣州話,南洋人叫廣府話。
離家到了香港後才發現我在南洋鄉下練就的廣州話,和那些香港老鄉掛在嘴邊的有些差距,我的南洋廣州話夾雜了馬來土語和其他方言的詞句,在香港老鄉的耳裡,我的口音可能比當地的印度阿三還重。第一次在香港郵局辦事,因為搞不清楚港人的幾分幾毫怎麼說,情急之下用了英語,馬上被櫃檯上那位老鄉丟了一句:「唐人講什麼番話?」在自己母語的地盤竟然也會有口難言。

近二十年來很少有機會說廣州話,最近回老家短住派上了用場,才警覺到和自己在鄉間一起長大的廣州話有點不聽使喚了,一些靈巧的俚語已經不能把握自如,遣詞用字甚至發音也文謅謅的,明顯地受了普通話的影響,如果現在再到香港去,恐怕要被視為內地阿叔了。

我五年級開始學馬來語,雖然並不完全字正腔圓,卻至少擺脫了沒有章法的「巴剎」(菜市場) 腔調,那是本地非馬來族用自己的語法隨意湊合的市井腔調。最近回到馬來西亞旅遊,在星巴克買咖啡和櫃檯小姐寒喧了幾句,她突然一臉疑惑地問:「你是哪來的?」想必是我的馬來語既不「巴剎」,也不正統,又不像本地華族的口音,無法清楚地「把一個故鄉掛在嘴邊」,才引起了她的好奇。

南洋華人方言眾多,民辦的華文學校,都棄方言而採用普通話教學,我們把這種華族賴以溝通的語言稱為華語,父親那一代的老廣管它叫官話。民初以來,南下新加坡和馬來半島當教書先生、來自唐山大江南北說官話的各路文人,都以濃濃的家鄉口音傳授「國語」,本地華人又把方言的語調和結構融會貫通一番,創造了一種自成一格、別有風味的番地華語。

我帶著一口的番地華語離家,在大中華圈各地求學就業,有很長一段時間在漢語的環境裡磨練,還有一位說標準國語的賢內助。經過了這些年,我的番地華語雖然去了幾分番味,卻依舊搞不清楚如何捲舌,分不出「二」和「餓」究竟有什麼不同。老家的同學覺得我說華語怪怪的,兩岸的朋友也覺得我說漢語怪怪的,三地都不討好。

年少時我們那片鄉土是英國的殖民地,英語凌駕一切。然而帝國的殖民官只管我們必須學英語,卻無法把倫敦的女皇腔強加在鄉音不改的小民口中,即便是那些被殖民地教育過度熏陶、徹底英化的順民,也逃不出鄉音的牢籠。

英語過了印度洋,在族群混雜的馬來半島發展出一種奇特的口音,我從小接觸的就是這種被泛稱為新加坡口音的英語,老外暱稱它為「新吉利」語 ,(「新」加坡的英「吉利」語)。 它不是那種不合文法又上不了檯面的「破」英語,一般來說,新吉利的語法是中規中矩的,它的特點是在語調上混合了印度、馬來以及華族方言的腔調,配上不按英吉利牌理出牌的抑揚頓挫,外人乍聽之下會以為是某種方言,仔細品味,會有似曾相識、恍然大悟的驚喜。新加坡和馬來半島的族群都以此溝通。

離開老家多年後,我已漸漸疏離了可愛的新吉利口音,不過我這副定了型的東方口齒,再怎麼雕琢,也無法打造出優雅的女皇腔或紐約調,修修補補也不過是換了一個口音的品牌。

詩人洛夫敘述他和湖南老鄉雪夜長談的詩裡有這樣一段:「然後重重咳 / 了一聲 / 帶有濃厚湘音的嗽。」這是何等執著悲壯的口音啊!咳一聲,就送出了一片楚天,宣示了一方湘地,縱然是詩人心中的意境,也是令人嚮往、讓人心暖的意境。

年輕時伴著我離家的口音,幾經江湖歲月的磨損、攪拌和稀釋,原音早已無從辨識,原鄉也模糊得化成了一個沒有定義的概念。海外鄉下學的廣州話變調了,新吉利式的英語被掩蓋了,你的國語、我的華語和他的普通話也全攪混了。現在縱然使勁大咳一聲,已不能確定鄉關何處,註定要做一個一輩子帶著各種口音,卻又無法把故鄉掛在嘴邊的人,更無從追問究竟是口音遺棄了故鄉,還是找不到失去的故鄉來認領這滄桑的口音。(寄自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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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 vs 卡扎菲



二战之后,世界权力架构重新洗牌,美国和苏联转而成了主宰世局的两大巨头,牵动着对立的两大阵营,世界进入了冷战时代。当时,生活在被西方媒体主宰的世界,共产阵营当然被抹黑,成了恶势力的化身,黑暗权势的代名词。那时,大家都预想世界第三次大战或世界末日,都会是发自这邪恶阵营,也会天真的以为,若世界上没有了苏联这恶魔,世人从此就会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熟知短短数十载后,在思想最天马行空的小说家也无法想象的情况下,柏林围墙倒塌、苏联解体了。共产阵营虽然还在,但整体实力已无法与美欧阵营分庭抗礼。冷战嫣然落幕,美国成了世界独一强权。在一阵欢呼声后,世人开始大梦初醒,原来不是噩梦已过,而是正要开始。

西方列强,在满口民主、人权、自由公义的背后,其实也不过是以自身利益为重。在军事力量一面倒的现状,美国及其朋党,要出兵世界任何一国,已无后顾之忧,再也没有对等的势力可以制衡之。当中案例也无需在此累赘,最近欧美一心要扳倒北非强人卡扎菲,就是一个好例子;在冷战时代,欧美绝对不敢如此嚣张。

看到卡扎菲的悲惨下场,让我想起百年之前的中国。在二十世纪初始,也是西方列强藉其雄厚军事优势入侵非州、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时候。当时的满清政府,腐败无能,为了保住政权,只得任由列强蹂躏,签下一条条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借平定义和团之乱,当时的列强也想将刁蛮守旧的慈禧太后扳倒,就如除去卡扎菲一样。同样面对列强的军事入侵,为何慈禧和卡扎菲的下场如此不同,真的耐人寻味。

当然时代是不同了,知识经验的累积也不同了,科技、特别是军事科技更是一日千里,不可同日而语。但我想最关键的还是权术的运用上,慈禧太后还是胜过了卡扎菲不止一个马鼻。

慈禧太后和卡扎菲一样痛恨洋人,但慈禧却晓得留个分寸,打人不打脸。她巧妙的使用义和团,而不与洋人正面交锋,为自己留足了下台阶。在义和团暴动中,死的两百多人中都是一些宣教士及家属,没有涉及使馆内的高官显要,这当然不是偶然。事败后与列强和谈,慈禧也是摆出要人给人,要银给银的姿势,只求自保。列强砍了滋事者的头颅,更重要的是赢得了天文数字的赔款,在银子还未完全到手的时刻,当然不会砸烂这破旧的提款机。

反观卡扎菲,显然是口大无脑,天天与洋人正面交锋,不但搞恐怖袭击,还到处派钱支助恐袭组织,搞到洋人成了惊弓之鸟,坐立不安。卡扎菲自视坐拥国家财宝,以为有些枪炮、战机坦克,效忠的部队就可以当沙漠枭雄,以为洋人不敢贸然来犯,熟知洋人反而用了慈禧的那套,以逸待劳,暗中支助国内的反动派揭竿起义,犹如现代的义和团。本来这些乌合之众,当然无法与卡扎菲数十万拥有先进武器的大军周旋,但欧美列强早已有恃无恐,知道俄罗斯、中国都无军事上的优势,可以来搅局,乃借正义之名,出动强大的空军部队,将卡扎菲的军队、基地等炸得一片狼藉,毁不成形。

卡扎菲输在错读了欧美的决心,轻看了列强的军事实力。间中虽然暗派密使寻求和解,但不像慈禧太后那样敢敢抛银子,敢敢推卸责任,敢敢叫下面的人替她死,结果就落到被暴民处死的下场。

将慈禧太后对比卡扎菲,虽有时代的落差,但乍看之下,老佛爷的权术之道,还是运用得比谁都炉火纯青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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