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有十字架的变革与无十字架的变革

早上才谈到基督信仰的社会价值是在于基督徒在世俗社会里成为光和盐。基督徒不一定在人数上占大多数，但通过所展现的基督信仰精神和价值观，可以引领和诱发社会的变革。可惜现今大多教会将基督信仰和圣经的价值自限为“信耶稣得救上天堂”的面向，失去了公共性面向的关注。

晚上在祷告会，牧师播放了一个从欧洲宣教之旅带回来的影像，是中国赵晓教授在深圳梅林堂主讲的“中国：有十字架的变革”。主要内容是从西方经济、社会体制中不可忽视的基督信仰要素来分析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与网上找到的这篇（转载于下）相比，显然是加入了更多例证和修饰，但主要内容相符。

惊讶的是中国知识份子可以看到基督信仰与西方社会、政经不可分割的一面。可惜对一般会众来说，恐怕不容易明白其广阔的论述，只有“越多人信耶稣，社会就变得更富庶。”的认知。别忘记，我国一些州属基督徒的比例虽然高，但在社会公义及改革上却不一定让人看到基督信仰所带来的影响。在基督信仰发挥对社会影响的面向，信徒所受到的教导和塑造，显然比信徒的数目来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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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赵晓：《有十字架的变革与无十字架的变革》

“有十字架的变革与无十字架的变革”这个命题或者称分析范式和我2002年的一篇文章《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有密切关系，可以说是在那篇文章思维方向上的进一步扩展，目的是要从信仰尤其是基督教信仰角度建立一个对于变革（转型）尤其是对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变革（转型）的一个新的一般性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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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样的角度，我的思考是，我们今天的变革，也包括我们今天谈得很多的大国崛起话题，远远不是我们普通看到的那么简单，也不是我们经常谈论的主流性话题可以涵盖的。事实上，中国今天经历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变革，是一个新的文明的演变，中间包含了不同文明的融合，其最终指向乃是成功的文化的融合所导致的大国崛起。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上两次非常了不起的文明的融合与大国崛起。一次是汉朝，汉朝是儒道互补，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后的各种文化，到此变成了最优秀的儒道间的相互融合，特别是形成了董仲舒新的以天人感应为特点的儒家学说，其所建构的精神资源支撑了汉朝的崛起，这也是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国崛起，是我们之所以称“汉人”的历史大背景。第二次伟大的崛起是唐朝，唐朝是儒道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的融合，当时的情景据说说“家家官世音，户户阿弥佗”，在儒释道融合的精神资源的基础上有了唐的大国崛起。而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的伟大改革，同样出现了新的文明融合，即中华文化正在和基督信仰相结合，也许在此以前还有不少人对这样一个融合避讳三分，还有许多人对这一融合抱有担心，但其实，融合而不是对抗是文明间最值得鼓励的和谐影响的例证。如同历史上的文化融合导致了中国的兴盛，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与基督信仰的结合必定会产生出一个更加伟大、漂亮的融合，形成新的更加丰富的精神资源，来支撑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真正的大国崛起。

　　在这里我要先交待一下，我怎么会从这么一个古怪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变革。为此，我不得不再次回到当年对美国的考察。2002年，我去了美国，当时想研究的一个题目就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和美国的市场经济究竟有什么差异，从美国的市场经济中我们还可以学到什么？我们的市场经济改革还要注意哪些方面。结果我发现，其他的（科技、金融、城乡差别、政治制度等）都是量的差别，最大的差别或者说本质差别是美国到处是教堂，而中国没有教堂，中国到处是澡堂。教堂与澡堂的对比，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中国的市场经济主要是下半身驱动的，是人的自私，欲望，贪婪这些东西在驱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前行。这些可以说是人的本能，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是有好处的，所以不能全盘否定，但也不能高估，不能顶礼膜拜、不能驻足不前。相比之下，美国的市场经济尤其是当年清教徒引领的市场经济更伟大，它没有去否定人们的欲望，但也没有放纵欲望，而是用好的伦理去引导欲望。它的市场经济同时也靠上半身，即通过克制人性的很多不良欲望，努力地做商业做大，并且做得更文明。众所周知，清教伦理与人类的市场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全世界市场经济的来源，清教徒商人们无论是商业动力、商业行为还是财富支配都受到了清教伦理的影响，而美国最为典型。我谈到，在清教伦理主导下的商人做交易的过程中是不能不择手段的，而我们这边是怎么有利怎么做。同样是财富，美国的清教徒祖先们认为这个财富不是他的，而是上帝的，他唯一的本事是按照上帝的意愿把财富打理好，“尽可能的赚钱、尽可能地省钱、尽可能地捐钱”。但我们如果认为这个财富的来源是自己，那么我凭什么把财富捐给别人呢？显然，这些都是因信仰而导致的大的伦理的不同所带来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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