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不是有了答案就不能问

一些学者将哲学的范围归纳为三个要题。第一是在问万物的本质是什么？是形而上学的问题。第二是我们应当怎么做？一个伦理问题。第三是我们可以知道些什么？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当然，有人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关乎宇宙万物的第一性，到底先有物质，还是先有精神，一个唯物或唯心的辩证。

无论如何，哲学总是给人一种丈八金刚，摸不着脑的感觉，因为搞了这么久，许多议题似乎没有定案，只有永不止息的争论。但有人认为这就是哲学的特点，哲学不是只关乎阴阳、正负黑白的两级辩证，还有一个不断发展的面向。

以前留学日本，知道日本的大学教育，分国（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政府有意让国立大学保持较低廉的学费，而私立大学则可以说是没有设限的。因此，若国立大学的学费是两千，私立的可以是一万或更高。相信原初的意义是让家境贫穷的学子，也有机会享受大学教育，即使是一流的大学，只要成绩好，也不必担心无法升学。

后来听闻政府要将国内的国立大学全部私营化，全面提高学费。我当然觉得与日本的情况相比，这是开倒车的政策，会抹杀许多中下阶层人士的就学机会。

一次有幸与台湾黄教授吃饭，座上闲聊，他谈到台湾大学的学费，也是公、私立之间有巨大差额，国立大学当是比较便宜。当时我表达了自己的见解，谓这样穷苦的阶层才有希望。然而教授听了却不表赞同。惊讶之余，当然追问下去。教授表示，这样的政策其实只会让富者越富，穷者继续被剥削。原来在台湾要升上好大学就非得上补习班不可（到台湾旅游就亲眼见识到，礼拜一早学生排队等补习学校开门的情景，要争做前排位置），而好的补习班费用是昂贵的，只有富有的家庭才可负担。这样，能够进到国立大学的反而是来自富有家境者居多，穷人家的孩子变得只能报考昂贵的私立大学！换言之，政府是用了纳税人的钱去补贴富有的阶层，穷者只会变得更穷。

教授一番话让我当头棒喝，修改了我一路来所持的见解。

另一方面，有学者谈到人性含混与矛盾时举了一个实例，说到信徒择偶的问题：信徒可以和非信徒谈恋爱吗？不少弟兄姐妹看上了非信徒异性时，总是不断寻求教会长者的认同，一直追问到底。直到一位长者表示软化的立场，他/她就会显得欣喜若狂，不再询问下去。这学者认为，上帝的心意我们其实早已知晓，只是我们想为自己的决定找借口。这么说，如果我们去问，就表示其实我们已经知道答案吗？

除了牵涉黑白分明的法律规定，许多连《圣经》也没一面倒定案的抉择问题（伦理问题），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如此判断，“问”就一定代表我们其实已经知道答案？我想这牵涉认识上进展的问题。我过去的认识可以是基于一些偏激的教导，这个认识是可能有变的。例如，数十年前教会去初信者家拆偶像，可以说是嫉恶如仇似的，看到偶像就砸。后来学乖了，晓得要弄清楚家中偶像的主人（Owner）是谁。妻子，孩子信主不代表可以拆婆婆拜的偶像。这样，在拆偶像的程序上，我们有了演变，变得更实务。

另一点是对初信家庭，以前教会在拆偶像之余，可能将信徒过去练空手道、太极或跆拳道的证书，奖牌或客厅墙上祖先们的照片，也一拼砸掉，认为那些也有灵在背后运作。今天，父母追问教会长者是否可以让孩子学空手道，或弟兄姐妹追问教会长者是否可以和非信徒结婚，就不一定代表他们明知故问了，因为教会也渐渐走出了比较基要的思维，能够以更开放的角度来诠释《圣经》中本来就呈现的多元面貌。

学问，真的是学习发问，但要问对的问题。学问，要继续发问，因为已知的答案往往不一定是绝对的。

今天，我们需要问许多过去教会因不晓得如何处理而一律答之以“不可以”的问题，特别是关乎华人文化传统和基督教伦理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