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的重新出发

作为一个华人基督徒，我们难免受到《圣经》及华人传统思想的影响，特别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一个教导“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另一边也转过去由他打”一个提倡“以德报怨”，都是叫好人不好过的伦理意识。当然，现实生活中，不论信徒还是中国人，大多都晓得如何明哲保身，避重就轻的自圆其说，既不失“天国子民”或“礼仪之邦”的崇高地位，也保住了自己利益；这就是所谓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但在如此严峻的道德枷锁下，要不成为一个伪善的家伙，不然就得成为一个人见人欺的愚懦之辈，因为有时候连非信徒也会引经据典的叫嚣：“你们不是要爱仇敌的吗，怎么不伸长脖子来挨打？”

偶然的机会，读到《论语》的宪问篇，才知道其实孔子并不太认同“以德报怨”。对于“以德报怨”，孔子反问：“何以报德？”孔子提倡的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这使我对《论语》刮目相看，也真的使我恍然大悟，打通了许多疑难。

当然，你可以说孔子在《礼记》中说过“以德报怨”的好话，但这不能消解孔子在《论语》中所说过的话。

不论做一个基督徒或是一个系于传统的华人，我们都不会主张以怨报怨，更遑论以德报怨。《论语》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的教导并非如一般“护教”儒徒所渲染的那么神圣清高，恰恰相反的是，孔子的教导核心可以说是“不唱高调”“不走极端”，寻找的是一条切实可行之道。理由想来也很简单，你对着普罗大众提出“高风亮节”的道德标准，大家跟得上吗？跟不上的时候，就出现伪装的假道德，反而降低了道德水平。这点，圣经中的以色列民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难怪使徒保罗领悟到，上帝的律法是神圣的，是好的，但对以色列民来说，它的功用顶多只显明了人的罪，并无法叫人变得更好。这种认知，真是横贯东西。

对于孔子这个“以直报怨”，历代以来许多学者都尝试提出不同的解释。一般上现解为“怨恨应以正直来报。”我倒是认同那种解为“以适当的方法来报”的说法。以直报怨，固然不是一味挨打的以德报怨，可以是以当时最适当的法子来回应，这就包括了什么都不做的“不报”、避开，或积极的方法如“制止”、“举报”，特别是在关系到他者损益的境况。

很多时候基督徒也忽略了《圣经》教导的多样性，常常以片面的经文以偏概全的诠释一切，自然容易落入道德枷锁中，更甚的事，一些人简直就成了道德塔利班，比起耶稣时代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更无耻。

但你看《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使徒保罗，他如何面对强权？感谢上帝，圣经并没有记载一个逆来顺受的保罗。

保罗在腓利比被囚，就有这段话。《徒》16：35～

到了天亮，裁判官派法警来，说：“放了这些人！”

狱吏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裁判官派人来释放你们，现在可以出来，平平安安地去吧！”

保罗对他们说：“我们是罗马人，还没有定罪，他们就公开打我们，又放在监里；现在要私下赶我们出去吗？不行！他们应当亲自来，领我们出去！”

 法警把这番话回报裁判官，裁判官听说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起来，

 于是来请求他们，领他们出监之后，就请他们离开那城。

你看，保罗不是知道可以出狱，就唯唯诺诺的弯腰拜谢，赔不是，展示“以德报怨”的风范，反而理直气壮讨回公道。

再一处的经文，说到保罗在耶路撒冷被逮捕的情况。《徒》22：24～

千夫长下令把保罗带到营楼去，吩咐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群众为什么这样向他喊叫。

士兵正用皮带绑他的时候，保罗对站在旁边的百夫长说：“你们鞭打一个还没有定罪的罗马公民，是合法的吗？”

百夫长听了，就去报告千夫长，说：“这个人是罗马公民，你要怎么办呢？”

千夫长就来问保罗：“告诉我，你是罗马公民吗？”他说：“是的。”

千夫长说：“我花了一大笔钱，才取得罗马籍。”保罗说：“我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

于是那些要拷问他的人，立刻离开他走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公民，又因捆绑过他，就害怕起来。

这里保罗并没有如出一辙的应用“有人打你右脸，连另一边也转过去由他打。”的爱仇敌伦理，反而以罗马公民的身份，诉求自己的权益。

将自己放置在一个实际的“以直报怨”的道德标准，常常以更高的“以德报怨”为努力的目标，这样子的生活，才容易达致安身立命之道。就如一个基督徒，常常以耶稣“登山宝训”为至高的伦理原则，但在现实生活中，却需要更灵巧的明白人的有限性，时时寻求圣灵的引导，使我们“不偏左右（不走极端），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自然不会成为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也不会离弃上帝的教导。

要推广儒家精神，首先就要将孔子从神坛上拉下来，恢复孔子原有的精神—不唱高调，寻求适中可行中庸之道。这个不容易办到，因为会损害许多既得利益者的权益。

当耶稣来到世上，祂将那以“上帝圣洁选民”自居的以色列民从律法的“道德枷锁”中释放出来，也严厉的斥责了当时的道德塔利班。同样的，今天需要从这样的“道德枷锁”得释放的，又何止那在教堂以外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