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在耶路撒冷文學獎上的演講

（接续前段）

“在一面高大、坚固的墙和一只撞向墙的鸡蛋之间，我将永远，站在鸡蛋的一边”
　　　　　　
　　是的，无论墙有多么地正确，鸡蛋有多么地错误，我会和鸡蛋站在一起。将会有别的什么人去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许时间或者历史会做出判断。但是假如有一个作家，他，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书写一些站在墙那一边的作品，那么究竟这些作品还有什么价值呢？
　　　　　　
　　而以上比喻的意义何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意义只是太简单、太清晰了。炸弹和坦克和飞弹和白磷弹就是那面高墙。而那些鸡蛋就是那些手无寸铁的平民，他们被炮弹粉碎、烧毁、击中。这是这比喻的一层意味。
　　　　　　
　　然而这不是全部。它还有更深的含义。试着这样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是一枚鸡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灵魂，而这灵魂覆盖着一个脆弱的外壳。这就是我自己的真相，而且这也是你们每一个人的真相。而且我们每一个人，程度或轻或重地，都在面对着一面高大的、坚固的墙。而这面墙有一个名字：它的名字叫做“体制”。这个体制本来应该保护我们，但是有时候它有了生命，而这时它开始杀死我们，并且怂恿我们互相残杀——冷血地、有效地、系统性地残杀。
　　　　　　
　　我写作小说只有一个原因，而那就是为了使个体灵魂的尊严彰显，并且闪闪发光世人可见。一个故事的目的是敲响一个警钟，是燃亮灯火不灭，从而令在体制之中的我们的灵魂不至迷陷于体制的巨网，不至于被体制损害。我真的相信小说作者的工作就是通过写作不断地去尝试将个体灵魂的独特性澄清——那些关于生与死的故事，那些关于爱的故事，那些让人们落泪、并且因恐惧而战栗、因大笑而颤抖的故事。这就是我们继续着的原因，一天又一天，用极致的严肃捏造着虚幻的小说。
　　　　　　
　　我的父亲去年以九十高龄去世了。他是名退休的教师，兼一名业余的僧人。当他在京都学校毕业后，他被征选进了军队，派送至了中国。我作为战后的一代，每天清晨早饭之前都会看到他在我家那个小小的佛坛前虔诚地念经、久久地晨诵。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告诉我他在为那些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祈祷。他在为那些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祈祷，不论己方和敌方。看着他跪在佛坛前的背影，我似乎感觉到一片死亡的阴影在他的上方盘旋。
　　　　　　
　　我父亲去世了，而他的记忆也随之而去，那些记忆我将永远也不会知道。而那潜伏于他周身的死亡气息则停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这是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少数东西之一，并且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我今天只有一个讯息希望传达给你们。那就是我们都是人类，是超越了国籍种族和信仰的个体，并且我们都是面对着名为体制的坚固墙体的脆弱的鸡蛋。照一切看来，我们没有赢的胜算。墙太高大了，太强大的——而且太冷酷了。如果我们还有一点点胜利的希望，那么它将来自于我们对于自己的和其他人的灵魂当中的那种极致的独特行和不可替代性的信念，来自于对于我们从灵魂的联合所获得的那种温暖的信念。
　　　　　　
　　请花一点点时间想想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副脆弱的、但活生生的灵魂。而体制一无所有。我们一定不能任由体制去剥削我们。我们一定不能允许体制有它自己的意志。因为体制并不创造我们：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这就是我全部想说的。

**全文可看这里。（取自：http://www.saicn.com/bbs/redirect-7212.html）

可看《天下杂志》报道：http://www.cw.com.tw/article/index.jsp?id=3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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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那位阿凡达不约而同的谈到要停写博文；理由显而易见，要像村上春树那样“选择站在鸡蛋那边”是需要有特定条件的。总不能整天都在转载别人的文章吧，哈哈。